郡县制和分封制的区别（分封制和郡县制，中国古代开国帝王的两难选择）

分封制与郡县制，中国古代开国帝王的两难选择

分封制是中国古代国王或皇帝分封诸侯的制度。商代已开始分封诸侯，称号有侯和伯。西周灭商后，因其国都远在西北，不利于控制幅员辽阔的疆土和统治商代后裔，便大规模地以封地连同居民分赏王室子弟和功臣，诸侯在其封国内享有世袭统治权，也有服从天子命令、定期朝贡、提供军赋和力役、维护周室安全的责任。周王先后分封的重要诸侯国有：鲁、齐、燕、卫、宋、晋、秦等，分封初期稳固了周朝的统治，拓展了疆域。随着周王朝中央控制力的衰弱，诸侯们各有异心，谁也管不了谁，群雄割据，相互攻伐，进入战国时代，天下大乱。

古代的政治家们在分封制之外，也在不断探索其他治理模式，逐渐摸索出了郡县制。郡县制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在地方政权上的体现，是中国古代实行的中央集权体制下，郡、县二级政权的地方行政制度的总称。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武王，郡制起源于秦穆公，经过法家历代的改革，最终成型于秦汉时期，是分封制之后出现的地方管理行政制度。郡县制是在中央垂直管理地方，地方官员由皇帝直接任免的流官任期制，使地方处在中央的管辖之下，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统一。标志着官僚政治取代血缘政治，是中国由贵族封建制度走向封建专制制度的标志，有效的避免了分封诸侯的割据做大。

秦朝作为诸侯国之一，经过吞并其他诸侯国建立起了中央统一政权，深感分封制的巨大隐患，在全国统一后实行了郡县制，对后世影响深远，正式成为秦汉以后的地方政治主要体制。但有些朝代仍然实行分封制，主要是开朝皇帝为安抚一起创业的皇亲和功臣，还有一点是皇帝更相信自己的兄弟子侄，把土地分给他们，让自己人去守卫管理更放心。

汉朝建立的时候，因当时的需要，分封了很多诸侯王，汉朝是分封制与郡县制并存的朝代。汉朝天子的政令只能在郡县推行，不能在诸侯国推行；天子只能控制郡县长官，不能控制诸侯王。一些诸侯王尽管胡作非为，天子也不能撤换他们，而有实力有野心的诸侯王还会时不时的起来造反，所以汉文帝继位后，为加强自己的地位，采用贾谊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（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）的策略，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诸侯国析为几个小国，以图削弱诸侯王的势力，但效果并不明显。景帝时，御史大夫晁错上书《削藩策》，激起了七个诸侯国的反叛，晁错也因此丢了性命。直到叛乱被平定，诸侯国的势力才有所削弱，为汉武帝推行“推恩令”创造了条件，诸侯国的强势才被削弱下去。

晋朝也实行的是分封制，也有叛乱出现。西晋初建，晋武帝司马炎以曹魏亡国之鉴而大封同姓诸侯王，到晋惠帝司马衷继位时，同姓诸王的势力已发展到出则总督一方军政、入则控制中央朝权的程度。晋元康元年(291年)至光熙元年(306)，晋皇室诸王为争夺中央朝权相互攻伐，史称“八王之乱”，给国家和人民到来了沉重的灾难。

唐朝一开始实行的是州县制，到了唐朝中后期唐玄宗为防止边患，大量扩充防戍军镇，设立节度使，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。但由于地方性权力过大，独立性太强，致使藩镇长官有了权力而滋生了野心和欲望，也就造成了后期乱世的局面。根据藩镇制度来看，如何强化地方管理加强朝廷集权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柳宗元写有政论文章《封建论》，认为中国分封制度是百害而无一利，并阐发了郡县制的优越性。

明朝建立以来，实行着“分封就藩制”。朱元璋成为皇帝后，将四方疆土全部交给了除太子朱标外的其它儿子们。大概在朱元璋的考量中，天下由自家人掌控，远比交给其他人管理安全得多。在中国封建王朝统治时期，因为藩王势力过大使得整个国家陷入危险中事例不胜枚举。比较著名的藩镇动乱就是“安史之乱”，正是因为担心发生类似的事情，所以明朝才决定将儿子们封为藩王。朱元璋认为藩王们守的是“自己基业”，不用说，他的儿子们都会努力守好边境的。

朱元璋想的好，但兄弟相残、血亲争斗的悲剧还是发生了。

“靖难之役”就是朱棣不满于建文帝的削藩政策，发动的一系列武力斗争。靖难之役结束后，朱棣登基称帝，为了避免有其他藩王效仿自己发动战役夺权，朱棣开始用强硬手段削弱藩王势力，不光如此，朱棣还强令各地藩王“非有诏不得入朝”。

明朝灭亡后，清朝登上历史舞台，许是因为看到了明朝“分封就藩制”的缺点，清朝创造性地提出了“封爵固京制”。这一政策对王爷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“无圣命不准离京”。

清朝不允许王爷随意出京，是为了更好地控制王爷们。这里需要强调的是，清朝有着非常严格的爵位承袭制度。在相关承袭制度中，除“铁帽子王”世袭罔替外，主要实行“一代降一等，直到降无可降”，宗亲就变成了“闲散宗室”，他们基本上只能得到四品官的待遇，对朝廷就毫无影响力了，这也是清朝的高明之处。

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，历史上反反复复，让开国帝王没少费脑筋，是个两难的选择。